2012年11月底，印度金融中心孟買，亞洲金融界500多位政界和商界人士齊聚，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和印度工商聯合會舉行的亞洲金融合作會議。這些亞洲金融精英并不滿足于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認為亞洲應該在重大機制和規則制定上發出更多聲音，會議討論主要內容包括資本市場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作用。
　　數百位參會者中，有時任中國投資公司監事長的金立群和中國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下稱國經中心）副理事長鄭新立，兩人坐在一起，聊起建立投資基礎設施的銀行，一拍即合。此前，鄭新立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副主任）時曾去柬埔寨和老撾考察，那里落后的基建讓他印象深刻；金立群在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的任上，也曾去東南亞考察，感受到當地發展基建和經濟的迫切愿望。
　　孟買會后，鄭新立和國經中心理事長曾培炎又去了孟加拉。那里的基建狀況，再次讓他們感到發起設立一家投資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孟買回國后，金立群從中國投資公司轉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Foundation）受托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任理事長的國經中心，將一份反復修改的報告傳達給中央高層，并得到批復。知情人士表示，高層很支持。
　　2014年1月起，金立群兼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財政部籌建工作組組長，開始馬不停蹄張羅該行成立事宜。最終，57個國家加入亞投行，涵蓋美日之外多個主要經濟體。金立群的籌建工作，也獲得了國內外不少肯定，出任亞投行首任行長，可謂眾望所歸。
　　“亞投行的成立，可以說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了。”和很多關注亞投行人士一樣，鄭新立持此論。

天時地利人和
　　亞洲基礎設施的缺乏，亦為多邊開發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深知。2009年8月，亞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DBI）聯合發布名為《打造亞洲無縫銜接的基礎設施》的報告，稱2010年至202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所需基建投資超過8萬億美元，國家之間互聯互通所需投資近3000億美元。這份報告之后被廣為引用，包括金立群。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基礎設施亦成為各國建立長期投融資機制、推動經濟發展討論中的一個熱點。2013年2月，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經合組織（OECD）發布報告稱，長期融資缺口日益突出，在基礎設施領域尤其嚴重，未來幾年或將拖累世界經濟，中斷新興國家走向高速發展的道路。觀察G20會議的國經中心研究員徐洪才表示，2009年G20峰會就呼吁開發性金融機構加大投資力度，促進實體經濟恢復，因為商業銀行有順周期特點，危機蔓延中惜貸情況比較嚴重。
　　不過，2013年前亞投行成立的條件并不成熟。“我覺得亞投行的概念是在習近平主席上任后成形的。”亞行駐中國代表處前首席代表魏圖告訴財新記者，早在2009年到2010年，他就聽說中國官員談論一個亞洲基礎設施基金，但并沒有多少進展。
　　2013年7月得到高層批復后，亞投行的進展變快。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首次對外提出亞投行的倡議。
　　10月7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表示，當前，亞洲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需求巨大，特別是近來還面臨經濟下行風險增大和金融市場動蕩等嚴峻挑戰，有必要動員更多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為此，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愿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與域內外多邊開發銀行一道，共同合作，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亞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此前，在同印尼總統蘇西洛舉行雙邊會談時，他也提出這一倡議。
　　誰來實現倡議的落地？英文出色、喜歡莎士比亞、有亞行工作經驗的金立群被認為是合適人選。在一些國內人士眼里，金立群具有惟一性。2014年1月，金立群出任亞投行財政部籌建工作組組長；10月，他從中金公司離職，任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2015年8月，籌建亞投行第六次談判代表會議上，他被推選候任行長。
　　金立群被認為善用人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世界銀行前駐華首席代表杜大偉告訴財新記者，亞投行協定（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和世行的很像。作為多邊銀行的鼻祖，世行的經驗廣為后來者學習。亞投行籌建過程之初邀請了八位退休的世行員工，七位都是美國人，就協定、環保標準、社會政策標準、采購和治理等問題提供咨詢。其中一位是在世行有著30多年經驗的律師利希藤斯坦。
　　“我們合作非常好，包括亞投行的組建，我們都得到了世行和亞行很大的支持。”對于世行和亞行的貢獻，金立群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2015年5月，亞行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與金立群首次會晤。亞行表示，此后開始為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提供支持，特別是在亞投行業務政策制定方面（包括采購、環境和社會保障等）；9月，雙方表示就確定聯合融資項目合作達成共識。2015年10月，世行表示進一步加強與亞投行的合作，并將確定未來雙方合作的具體領域，包括聯合融資等機會。表達與合作意向的，還包括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

加入與談判
　　回顧亞投行成立史，一路見證的金立群坦言不可能沒有壓力，有些時刻讓他難忘。
　　2015年3月31日晚，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機場，由于天氣原因，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和金立群的航班被延誤，等飛機的同時，他們也等來了趕在截止日——3月31日——加入亞投行的報名信息，“晚上11點50分左右，還有國家加入”。史耀斌是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常設主席，八次談判會議均由他和不同國家的代表聯合主持，金立群報告工作進展。
　　首次談判前，2014年10月，印度等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另一新興經濟體印尼過了一個月才加入，此時亞投行幅員限于亞洲，最西邊可達海灣國家（如科威特），并不見歐美發達國家身影。
　　憶及科威特加入亞投行過程，科威特大使祖維赫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表示，2014年年中，中方相關單位來使館，向使館外交官以及他本人提出相關想法，科方對這一倡議“積極響應”，成為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七國中最早加入的。
　　類似的接觸還發生在中國和發達國家，包括和尚未加入的美國和日本之間。不僅臨時秘書處不斷做各個國家工作，中方的分工中，財政部也在做一些國家的工作，“不疏忽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從困難（的國家）著手，往最好的方向努力。”金立群稱，美國和日本的擔憂主要包括銀行標準，特別是環境保護和移民問題上。金立群也曾到訪日本財政部，也與美國財政部、國務院、白宮人士討論。盡管很早跟美日溝通，甚至表示“談得愉快”，最終兩國暫未加入。
　　那邊廂，3月12日宣布加入的英國掀起發達國家加入潮。此時，意向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召開兩次會議，加上截止日當天在阿拉木圖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大原則均已定好，體現中國的發展理念，發達國家加入的前提是不顛覆亞洲國家已有談判的成果。
　　金立群表示，特地增加了一次會議，也即第四次會議，以給新來的20多個國家一次充分討論的機會，及至5月第五次會議達成章程協議時，“大家心情比較愉快，雖然晚來，但對于章程和其他重要的政策，也有發言權”。
　　6月29日是亞投行歷史上重要的日子，人民大會堂內，亞投行協定簽署儀式舉行，
300多人參加，亞投行“基本大法”面世。此后的三次談判主要圍繞政策文件，包括人力資源、業務政策、財務政策、環境安全保障條款等。
　　對于環保政策談判，金立群坦言，更加慎重，“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它們的聲音并不弱，多花時間磋商，不可避免。”
　　盡管對于八次談判，金立群的評價是效率很高，但這一過程著實讓他感到，創新談易行難。在世行和亞行均有工作經驗的金立群，極力反對設立常駐執行董事，稱常駐增加費用，有執行功能的董事導致權責不清，這一弊端廣為人知，但鮮有機構對此進行改革。
　　“我不是非常駐董事會的原創，但是第一個踐行者。”金立群表示。2015年12月25日，股份總和占比50.1%的17個國家批準了亞投行協定，協定生效條件達到，亞投行正式成立。12月31日，和中國在南海有齟齬的菲律賓簽署協定，至此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全部簽署協定。
　　亞投行已成立，全球關注的目光更多轉向首批項目。保險起見，據悉首批項目中并無燃煤項目，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和供水。
　　1月5日，金立群在《人民日報》撰文，稱將認真研究中國政府提出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歐盟提出的“數字單一市場建設計劃”等，重點投資信息及相關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引人遐想。
　　春節后，金立群和同事將從金融街乙九號搬進另一棟建筑，也在金融街。作為《摩根財團》一書的校譯者，金立群在推薦序中提及J.P.摩根保留大本營華爾街23號的故事，認為不可忽視象征意義。對于亞投行籌備期間的這個臨時辦公地點，金立群表示，“我希望把金融街乙九號作為我們永久總部的一部分，它具有歷史意義。”

《財新周刊》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