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國家環保部公布《2014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公報》給出了“2001—2014年七大流域和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西南諸河總體水質年際變化曲線圖”
 
    《公報》對該曲線圖的解讀是：“2001—2014年，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等七大流域和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西南諸河總體水質明顯好轉，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上升32.7個百分點，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下降21.2個百分點。”

    假定《公報》所依據的基礎數據真實（該假定要打折）。這些基礎數據可以歷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為依據。在此條件下，圖1的研判數據及其結論至少存在兩個問題。
一是評價總河長的增加稀釋了劣Ⅴ類水質所占比例。2001至2014年的14年間，我國主要流域評價總河長增加了55%，而劣Ⅴ類水質絕對數量及其指數變化并不大。2008年以前，劣Ⅴ類水質增加值甚至超過評價總河長增加值。2009年以后，劣Ⅴ類水質絕對量和指數變動都非常小。但同一時期，評價總河長大大增加，從而大大降低了劣Ⅴ類水質所占比重。

    二是Ⅰ～Ⅲ類水質比例的增加并不表示最近14年水污染形勢“明顯好轉”。14年來，Ⅳ類、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絕對量呈現“穩中有升，降幅較小”的狀態。也就是說，這些年來雖然政府花了很大力氣治理水污染，在局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部好轉、整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改變。圖1的Ⅰ～Ⅲ類水質比例為什么會“上升32.7個百分點”？這是因為，這些年來各流域增加的評價河長主要是Ⅰ～Ⅲ類水質河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環保部門最先監測的往往是人口密集、水污染較重的中下游河段，后來逐漸擴大監測范圍。一方面擴大了污染河段的監測，另一方面，越往后就有越多的上游河段納入監測范圍。一般地說，上游河段人口相對稀少，重化工業比重較低，水污染相對輕些。

   因此，簡單依據圖1數據就得出我國主要流域“總體水質明顯好轉”的結論，恐怕過于輕率。
   2002版水質標準掩蓋了水污染嚴峻形勢
   為了盡可能還原真實數據，需要先說明我國地表水水質分類標準的變動情況。
   1983年，我國首次頒布地表（面）水水質分類標準，此后分別于1988、1999、2002年進行了修訂。
    按照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地表水水質按功能高低依次劃分為五類：Ⅰ類水，屬于潔凈的源頭水，主要適用于國家自然保護區；Ⅱ類水，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地一級保護區、珍貴魚類保護區、魚蝦產卵場等；Ⅲ類水，主要適用于集中式生活飲用水水源地二級保護區、一般魚類保護區及游泳區；Ⅳ類水，主要適用于一般工業用水區及人體非直接接觸的娛樂用水區；Ⅴ類水，主要適用于農業用水，也可作一般景觀用水。（國家環保總局：《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HZB1-1999）》，2000年1月1日起實施；國家環保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2002年4月26日。）
    關專家解釋說，Ⅰ類水就是未污染的源頭水；Ⅱ、Ⅲ類水雖有污染，但經處理后可以用作居民生活飲用水（即Ⅲ類水是居民生活飲用水的最低標準）；Ⅳ類水污染嚴重，人體直接接觸有害，只能作為工業和農業用水；Ⅴ類水只能用于農業灌溉。劣Ⅴ類水，已經完全喪失水功能，用于任何目的都不安全。

    鮮為人知的是，現行2002版地表水水質國家標準與之前標準相比“放寬”很多。北京保護健康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負責人評價說，“2002年，中國地表水標準修訂后，現在的Ⅰ類水標準只及當年的Ⅲ類”。如果將GB3838-2002標準與之前的水質標準仔細對比便可以看到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

   首先，GHZB1-1999標準“基本項目”的監測指標有31項，而GB3838-2002只有24項。在缺少的7項中，有5項被單列為專門針對集中式生活飲用水的“補充項目標準”，這意味著，“非集中式生活飲用水”不需要監測這5項指標。

    更重要的是，GHZB1-1999標準在“基本項目”之外，還專門針對Ⅰ、Ⅱ、Ⅲ類水域設立了40項“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這樣，要確認Ⅰ、Ⅱ、Ⅲ類水質達標，共需要監測71項指標。但在GB3838-2002標準中，僅需要監測24項“基本項目”指標。

    雖然，在GB3838-2002標準中，另外設立了專門針對集中式生活飲用水的5項“補充項目標準”和80項“特定項目標準”，但對于“非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則不需要監測這85項指標。這就是上面那位水專家所說“現在的Ⅰ類水標準只及當年Ⅲ類水”的最重要原因，同時也是近幾年各地紛紛“涌現”Ⅰ～Ⅱ類水的根本原因。（圖1的評價指標僅有9項或21項）

   再有，在GB3838-2002標準的24項“基本項目”中，Ⅲ～Ⅴ類水的總磷指標上限值（即具體數值）分別比之前水質標準放寬了100%、50%、100%，化學需氧量COD指標分別放寬了33%、50%、60%，氨氮指標分別放寬了100%、50%、33%；而高錳酸鹽指標早在GHZB1-1999標準中就分別比之前標準放寬了33%、25%、50%。（見圖2）
 
    可見，若粗略地依總磷、化學需氧量和氨氮這三項指標（許多場合有關部門就發布這三項指標確定水質類別，足見其重要性）確認水質類別，則2002版的Ⅲ、Ⅳ、Ⅴ類水依次只相當于之前水質標準的Ⅳ、Ⅴ、劣Ⅴ類水質，即依次降低了一類（圖2顯示，2002版Ⅲ類值與之前標準Ⅳ類值相等）。若再按GHZB1-1999標準監測共71項指標，則2002版的Ⅲ類水的確不如1999年標準的Ⅳ類水。

    另外，在GB3838-2002的80項“特定項目標準”中，一些項目指標的限值也比GHZB1-1999標準提高（放寬）了許多，例如，前者的苯、甲苯和乙苯指標限值，分別是后者的2倍、7倍和30倍。

    因為歷史原因（當年水污染還不成氣候），20多年前的GB3838-88標準缺失了一些重要監測項目，如缺少氨氮和硫化物指標，缺少GHZB1-1999標準專門針對Ⅰ、Ⅱ、Ⅲ類水域的40項“有機化學物質特定項目標準”，因此，對于如今“大鍋湯”式的地表水來說，GHZB1-1999標準比GB3838-88標準更適用。

   盡管如此，GHZB1-1999標準還是有缺陷。因為該標準的有些指標，如高錳酸鹽、化學需氧量、凱氏氮和揮發酚等，均分別比1988年標準放寬了。
   將我國《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飲用水水質準則（第4版）》進行比較后，得到如下基本結論：根據我國飲用水標準與WHO標準比較，并與我國地表水GB3838-2002標準對比后發現，按2002版地表水標準，并考慮我國目前飲用水處理工藝，只有Ⅰ~Ⅱ類水可以作為居民生活飲用水水源。2006版國家飲用水標準，大部分采用WHO現行標準，并且我國2006版飲用水標準中的一些農藥、致癌有機物指標是WHO飲用水標準中沒有的，或他們認為在飲用水中不太可能出現，或存在的濃度遠低于可影響健康水平，其中有很多是WHO禁用的高毒農藥，這說明我國濫用農藥導致水中農藥殘留對人體構成威脅，所以才需要增加這些項目的檢測。其實，現在的Ⅲ類水不能飲用是一個公開秘密，地方官員都知道這一點。

地下水資源銳減，污染面積大,地下水資源的兩個問題關乎生存。
 
    水污染治理規劃應當務實
    其實，治理水污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比如控制住排污企業。
    水污染本質上是一個河流水系的污染，它不僅意味著江河湖泊水庫的水體污染，也包括流域污染、河岸及附近水域地域污染、江河湖泊水庫的底泥污染等。流域污染不僅有工業、城市的點源污染，而且還包括更難治理的農業、鄉村的面源污染，而所有這些污染都意味著土地、土壤污染。流域土壤污染、河岸地域污染和水體底泥污染往往難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對于那些已經深度污染的土地來說，即使停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和激素，在很長時間內，土壤毒素仍然會被農作物吸收，例如茶葉有可能20年內仍不達標。對于廣大流域來說，面源污染是長期持續并且停不下來的（如今非綠色生態的種植模式，靠激素抗生素維持的養殖業、漁業等難以大規模轉型），它會累積、加深土壤污染，惡化整個流域的水系環境。這里的嚴酷現實是，在“人口高位運行”（即我國人口在10億至14億之間運行）條件下，即使控制住工業、城市點源污染，但整個環境惡化也會持續加深。如果工業、城市的點源污染不能有效控制，那整個流域水系的水環境就會加速惡化。因此，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輕言“好轉”“改善”，風險很大，更不用說以“明顯改善”或“總體改善”為目標了。

    這方面，有必要借鑒歷史，而這些歷史離我們很近。1994年，淮河流域大規模嚴重水污染第一次大爆發，震驚中外。淮河水污染事件引起決策層高度重視。兩年后，國務院批準《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及“九五”計劃》。當年，有關方面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淮河流域點源污染，即大大小小的企業排污和城鎮集中排污，而忽視了污染物范圍更大的城鎮、農村和農業面源污染，同時大大高估了行政手段治污能力，嚴重低估了企業排污對于企業成本和利潤的巨大影響，因而大大低估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難度。因此，竟然輕率地提出“1997年實現全流域工業污染源達標排放，2000年實現淮河水體變清”的目標。

    然而，花費巨資10年集中治污以后，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依舊，2004年7月甚至又爆發一次更大規模的“特大污染事故”。據說，淮河里“有史以來最大”的污染團，“如同巨大的黑蘑菇，從上游奔騰而下，橫掃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團全長133公里，總量超過5億噸，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洪澤湖”，最后注入近海，“洪澤湖上氨氮超過平時的60倍，水質全為劣五類。”10年后再次爆發的這次“特大污染事故”實際上宣告了“淮河水體變清”目標的失敗。

    鮮為人知的是，為了完成2000年“淮河變清”的目標，有關部門甚至提前修改水質標準（即頒布了GHZB1-1999標準），例如，Ⅲ～Ⅴ類水的化學需氧量COD指標分別比之前標準放寬33%、50%、60%，高錳酸鹽指標分別放寬33%、25%、50%。（參見圖2）

    盡管如此，今天淮河流域水污染數據仍然很難看。畢竟，三四十年的嚴重污染已經讓那塊大地水系污染“定型”，土壤和水體底泥已經浸潤了太多污染物，沒有人口壓力指數大幅度減少，沒有真正的治本措施并長期堅持，淮河流域嚴重水污染不可能真正好轉。更何況，有些污染根本就是不可逆的，比如，深層地下水污染、土壤深度污染、重金屬污染等。

    無須更多的筆墨，筆者已經將“水污染治理規劃”脫離現實的典型情形勾勒清晰。
    前面已經談過，在現有污染強度下，依靠現有治污體制和機制，完全不可能取得立桿見影的治污效果。事實上，由于我們已經喪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歷史時機和必要條件（這主要包括人口、經濟和社會條件，其中，人口數量決定了環境的后備容量和環境治理的戰略縱深），因此目前最好的治污效果也只能做到減緩環境惡化速度。環境的“局部好轉、整體惡化”早已成為常態。

    筆者《人口困局》一書對我國資源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系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研究，其基本結論是：在人口高位運行條件下，我國的資源早已嚴重超載，環境污染觸目驚心且已經臨近觸發大范圍環境危機的邊緣（嚴重霧霾“突然”大面積爆發僅僅是開始）；未來十年、十幾年，這種緊張關系的發展方向將決定中華民族的未來。本書對上述嚴峻形勢的演變有如下推測：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緩解資源環境與人口的緊張關系，那我國資源和環境系統的崩潰就可能成為現實，而最終引發系統性崩潰的，很可能不是溫室效應，不是能源枯竭，不是嚴重霧霾，甚至也不是糧食短缺，而極有可能是嚴重水污染的全面失控。

    筆者不希望上述情形真的在我們這片國土上發生，這就是筆者秉筆直書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