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半年眾多官員專家的預判相反，第三季度未成為中國經濟反彈的轉折點，反而見證了進一步下滑。國家統計局上周公布，2015年前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6.9%，未能如前兩季度一樣，艱難站上7%大關，這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來首次跌破7%這一“敏感線”。在“三期疊加”效應（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持續深化擴散之際，踏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已成當務之急。
　　數年的經濟運行已證明，無論是靠一次性天量刺激，還是靠脈沖式微刺激，政府投資驅動增長的發展模式早已難以為繼；無論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邊際效用正持續衰減。要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穩增長已無他途，需痛下決心以市場手段調結構，才能真正實現穩增長。而政策抓手即在于深化國企改革，淘汰“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這才能為新經濟增長點騰出空間。
　　前三季度GDP核算數據顯示，工業生產放緩、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是當前經濟增速下降的主要表現。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前三季度消費和凈出口增速穩中有升，但是，過往長期倚靠的增長“引擎”投資增速卻仍在持續回落。從產業來看，第二產業長期存在的產能過剩、需求疲弱的情況，對經濟的拖累作用更加顯現。主營業務收入下滑和成本居高不下，成為企業利潤下滑的主因。從行業來看，利潤下降的行業集中在產能過剩及高耗能的行業，如鋼鐵、煤炭、水泥等產業；從區域來看，東北三省、山西等重化工占比高的地區和能源型省份，受產能過剩拖累，困難加重；從企業類別看，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經營盈利步履艱難。
　　這些跡象均表明，傳統增長方式仍處于深度調整期。雖然消費增長和服務業對經濟拉動作用在穩步增強，新興產業和高端制造業的利潤增長數據向好，卻難以彌補傳統動力減弱形成的缺口。特別是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到規模以上工業的四分之一，其生產經營狀況惡化將對中國經濟整體增長產生重大沖擊。
　　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問題早已提上日程，卻遲遲得不到解決，癥結在于各級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慣性思維使然，過度強調“社會責任”來保就業，不敢對國有企業為主的“僵尸企業”下手。雖然政府官員口頭上已不再堅持“保7”，卻仍在不斷加大投入，千方百計為拖累經濟的舊產業和“僵尸企業”跑關系、立項目、找資金。其中，一系列耗費巨大成本的“穩增長”項目，實際上有違市場邏輯，不僅造成對資源的浪費，還擠占了本可用于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的稀缺資源，這必然危害國民經濟長遠的健康持續發展。
　　倘若產能過剩不能及時化解，“僵尸企業”不能果斷破產清盤，未來經濟就不可能輕裝上陣，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就只能緩如蝸步。日前，中財辦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些表述顯然是極富現實針對性的。
　　其實，各級政府對就業大可不必憂心忡忡。近年來，中國就業總體表現較為平穩。這緣于經濟體量巨大、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強以及中國勞動人口的絕對數已在下降。國企在就業中的作用也早已不復往昔。在經濟形勢比今日更嚴峻、社會保障體系比今日更薄弱的世紀之交，中國政府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推進國企改革，大規模下崗分流。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能迅猛增長，深深得益于此。當前，真正值得擔憂的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由于結構調整步伐過于緩慢，制造業等領域的不景氣有朝一日傳染到服務業中來，局面將更加被動。
　　因此，實現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關鍵在于將當前政策主基調從“穩增長”轉變為“調結構”。毫無疑問，經濟結構調整無可避免會引發社會陣痛。大力去產能可能造成宏觀經濟指標和就業數據在短期內下行，影響地方稅費收入，但是，放眼長遠，這是提高生產率、令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不二選擇。
　　調結構，誰來調？如何調？顯然不是政府有形之手左右的“關停并轉”，出路在于“促改革”。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已印發數份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文件。各地各部門應切實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國企一直存在的軟預算約束。不惟在地方國企中開刀，央企更應起示范作用。在此過程中，社會政策要托底，員工的轉崗培訓須跟上。
　　上世紀90年代地產泡沫破裂以來，日本出現眾多“僵尸企業”，這是造成“失去的二十年”的重大原因。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均遠遜于日本，應認真吸取鄰國教訓。既然認定宏觀穩中有進和穩中向好的態勢未曾改變，各級政府自當放下思想包袱，當機立斷調結構。

財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