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絢爛的樓市、股市泡沫下，未來中國的實業的消失之路卻悄悄地走得如此清晰可見。

    剛剛出爐的2014年12月官方制造業PMI降至18個月低點，50.1%的數值已經逼近榮枯線，而同期匯豐制造業PMI終值也降至49.6%，為7個月來首次跌破榮枯線。

    房地產面臨人口結構拐點和高庫存重壓，制造業受制于產能過剩、高杠桿和平淡無奇的外部需求，這些都使實體經濟背上了沉重的鐐銬。

    中國的實業或將最終逐漸消失。

    中國持續用貨幣推動資產價格，將會使實業走向空心化之路。

    2008年底中國貨幣供應總量47.5萬億，2013年末達到110.6萬億，2009年到2013年中國高達63萬億的貨幣供應遠超1949年到2008年五十九年貨幣供應總量，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30年以來一直保持著相當的GDP增長速度，這些病態增加的貨幣肯定大幅超過了經濟實際需要的貨幣。而這并未引起顯然的通脹。

    中國2014年四季度經濟數據公布在即,高盛中國資深宏觀經濟學家宋宇發布報告預計，四季度通脹仍保持低位。2014年中國保持了低增速，低通脹的大格局。高盛并預計，2015年中國經濟仍保持通脹低迷狀態。

    這是因為之前的天量貨幣并未流通起來，大部分進入了大部分流向了打造城市的房地產、國企壟斷的基本建設項目、開發資源的重化產業上，現在又轉向了A股一部分，才促使了A股自去年末而來的瘋牛市場。

    這樣形成的通脹是隱性的，這使得中國經濟金融化。經濟學家如松表示，無論隱形也好，表觀也罷，最終都會使得實業空心化。

    因為任何一個企業的綜合成本都是由通脹決定的，而產品價格是有供需關系決定的，所以，產品價格永遠跑不贏通脹，最后就會擠壓實業的生存空間。預計今年，阿根廷的玉米種植面積會減少兩至三成，就是這個原理，因為通脹推升了種植業的成本；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大約十年的時間，輕、 重工業產量減少了一半左右，也是這個原理，如松表示。

    同時，中國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欠債很多，環保債、養老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現在該是還債的時候了。

    首先是環保債，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GDP直線攀升，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同時，我國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

    中國的環境現狀就像一個全力奔跑了多年的巨人已經累得傷及自身元氣，必須要好好休息調養才能恢復健康。

    一部分高污染高能耗工業企業將被淘汰。產業轉型升級將給實業帶來壓力。企業生產成本要多上一筆“環保費”。

    燃油消費稅兩次提高，也以環境治理的名義，這些都推高企業的成本。

    然后是養老債，現在正在進行養老改革，去年年末，機關事業單位與城鎮職工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已獲通過，這也意味著養老金雙軌制將進行改革。這次改革的改革成本約為9.1萬億，相當于全國一年財政收入。

    隨后，或將全面展開，大部分都要提高企業和個人的繳交標準，進一步提升企業成本；

    知名經濟學家如松表示，企業效益下降，工資收入受限，壓制了國內消費的能力，讓消費萎縮，擠壓企業的生存空間。

    中國國家管理效率太低，稅負高企不下。

    中國行政管理效率嚴重低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機構林立。中國行政機關十分龐大，并且職能交叉，機構重疊。省、市、縣政府下設幾十個廳(局)，廳(局)下設多個科室，致使某些事多個部門管，某些事根本無人管。

    二是人浮于事。當前，人浮于事不僅表現為工作人員多，而且表現在領導干部多，虛職、副職過多，造成了職務貶值，有職無責，有職無權。領導職數過多，一方面容易助長官僚主義，上情不易下達，下情不易上送，人為地阻礙了政令的暢通;另一方面，形成了多頭領導，重復指揮，嚴重影響了行政管理的順利進行。

    三是程序冗長。少數領導片面強調政策性，對于職權范圍內的事，往往事無巨細，都要通過“集體領導”、“民主評議”，形成無休止開會討論、長時間議而不決的循環公式，以致經常錯過時機，貽誤工作。

    四是批文拖拉。審批程序相當復雜，從申請單位到主管部門，再從主管部門到分管口子，然后再報同級有權審批的行政部門，其中有很多中間環節只是起了傳送帶的作用，增加了傳遞時間。基層想辦一件事，少則要蓋三五個公章，多則要蓋十幾個公章，往往是慢條斯理，按部就班，少則數月，多則幾年。

    五是會海難填。有部分同志認為，只有開會才能貫徹上級指示，會議開得規模大、級別高，才是“領導重視”。由于會議多，就無法形成有效的決議，就顧不上抓落實，開會就成了形式，就成了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重要渠道。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由各級政府召開的會議不少于一億個，每天30萬個，僅會議差旅費每年就達500億元之多。

    在經濟的高速發展期，財政收入高速增長，這種壓力還不明顯，當經濟減速的時候，財政壓力顯現，就會變相推動稅負比例的上升。我們看到，日本俄羅斯都在減輕企業的稅賦，但中國很難減稅，這是國家管理效率的差別。

    另外，經濟越下行，中國政府就會將緊缺的生產要素越向國企傾斜。

    國企作為中國長子勢必擠壓私人企業的生存，可私人企業一般從事的是制造業，壓力就會加大。國企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電力、能源、基礎材料、水、土地等），會依靠壟斷的優勢嚴重地擠壓下游。而這也使得中國實業連最后的止渴之鴆都要少一點。

    這是從產品過剩到產品短缺的過渡過程。國家管理水平低、貨幣濫發不斷加高企業的成本，國內外產品價格嚴重倒掛，這是商品短缺的原因。

    如松說，在這樣的周期，只有從事商業才是機會，前些年中國全民房地產，實際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抗戰勝利前后的六七年，出現一個完全可以和前些年的全民皆房地產想比擬的時代，就是全民皆商，原因也就是如此。

    在如今絢爛的樓市、股市泡沫下，未來中國的實業的消失之路卻悄悄地走得如此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