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上海公布《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工業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實施意見》，提出了優化供給結構、補齊創新短板、推進供需協同、降低企業成本、優化要素配置、深化制度改革等“六個著力”，并提出了27項重點任務。
   權威人士5月9日再次在《人民日報》談及供給 側改革，與此同時地方供給側改革的部署也加快了步伐。5月10日，上海公布《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工業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實施意見》，提出了優化供給結構、補齊創新短板、推進供需協同、降低企業成本、優化要素配置、深化制度改革等“六個著力”，并提出了27項重點任務。
    地方公開信息顯示，包括上海在內，其他還有江蘇、浙江、湖北、甘肅、四川、重慶、青海、廣東、貴州等地區出臺供給側改革的整體實施方案，另有一些地區出臺了相關的專項實施方案。
    自去年供給側改革思路明確以來，各界就曾展開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早在今年地方兩會召開期間，供給側就成為最受關注的詞匯。
    此前，中央高層會議曾指出，目前供給側改革的側重點為“三去一降一補”。《第一財經日報》梳理發現，各地方的實施方案也基本包含在這一框架內，但各自又有所側重。
    本報了解到，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專家還是官員，都多次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層次性和差異化。

    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曾表示，我國各地區發展階段不同，制定改革政策除了統一思想，也要因地制宜。要在確保中央政策權威性、指導性的同時，保護地方改革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鼓勵地方政府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基礎上，結合本地實際對中央政策進行深化細化。
   總體來看，大部分地方存在著樓市庫存較大和企業負擔較重的普遍情況，因此，“去庫存”和“降成本”成為地方密集布局的重點。
    例如，去庫存方面，浙江明確提出要力爭2017年起基本實現全省商品住宅庫存消化周期控制在16個月內;四川省則要求編制土地供應計劃，將商品住房可售周期超過2年的縣(市、區)納入“減少直至暫停”類，暫停商品住宅用地供應。
    此外，降成本也頻繁出現在各地的方案中。其中，廣東省提出，到2016年底，為全省企業減負約4000億元，企業綜合成本比2014年下降約5%～8%。到2018年，企業負擔進一步減輕。
除了共性之外，地方版的供給側方案也有著鮮明的“個性”。例如，基礎較好的省份都將目光不約而同地聚焦在了創新領域。
    剛剛公布的上海方案強調補齊創新短板。方案提出，上海將圍繞推進“中國制造2025”和科創中心建設，在集成電路、高端裝備、生物醫藥等方面，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批量生產和應用，    同時建設100家示范性智能工廠或數字化車間，帶動1000家企業實施智能化改造。
    江蘇省提出，要讓廣大企業唱好主角，激發企業創新、科研機構和高校創新、市場轉化科技成果“三方面潛力”，集聚全球創新資源。其目標是，到2020 年，主要創新指標達到創新型國家中等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5%，培育形成納米科技等10個左右全球有影響、附加值高的產業創新集群。
    此外，一些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的地方已經顯示出了對于去產能的重視的傾向性。盡管還未出臺整體方案，山西省4月發布了《山西省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 施意見》。其中明確指出，將依法淘汰關閉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減量置換退出一批、依規核減一批、擱置延緩開采或通過市場機制淘汰一批，實現煤炭過剩產能有 序退出。到2020年，全省有序退出煤炭過剩產能1億噸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供給側部署的熱浪之下，有學者發出了警惕的聲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部長余斌近日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成為一個新的“筐”，什么都往里裝。供給側改革是用改革的方法消除供給側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它不同于一般的政策調整、企業的轉型升級或是產品的更新換代。
余斌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要強化政府干預，更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正好相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的是通過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 和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低效配置;通過調整各類扭曲性政策和制度安排，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市場出清，化解結構性 矛盾，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

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