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港泰達垃圾焚燒項目
    自2006年公眾反對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以來，反對垃圾焚燒在中國已經持續了11年，但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議聲中，諸多企業紛紛進軍垃圾焚燒發電業“跑馬圈地”。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垃圾焚燒的處理服務費也在不斷降低，價格戰已經打響。

   “我們不能缺席審判。”4月底，全國70多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負責人齊聚南京，討論如何應對此起彼伏的“鄰避運動”。作為會議召集人，郭云高甚至給老板們安排了一節“公關技巧課”，講述中石化、歸真堂等如何化解輿論危機。

   “鄰避運動”是垃圾焚燒領域中一個不可能回避的詞匯。“鄰避”來自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自2006年公眾反對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以來，“鄰避運動”在中國已經持續了11年，2009年的北京阿蘇衛和廣州番禺案例更是將 “鄰避運動”推至高潮。進入2016年，浙江海鹽、海南萬寧、江西贛州等地的項目又相繼引發抗議事件。

   “鄰避運動”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議聲中，諸多企業紛紛進軍垃圾焚燒發電業“跑馬圈地”。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垃圾焚燒的處理服務費也在不斷降低，價格戰已經打響。

   這一切的背后是中國各地正面臨“垃圾圍城”的窘境。以北京為例，當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萬，每天產生生活垃圾達到1.84萬噸之多，如果用裝載量為2.5噸的卡車來運輸這些生活垃圾，卡車連成一串，能夠整整排滿三環路一圈。

   一邊是抗議不斷，一邊是跑馬圈地。在“垃圾圍城”的窘境下，垃圾焚燒如何走出“抗議——中止——重啟——再次抗議”的怪圈？

那些中止又重啟的項目

    “迫在眉睫，刻不容緩。”4月12日，浙江嘉興市海鹽縣政府發布建造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公示時指出，海鹽縣日均生活垃圾量超過450噸，現有的垃圾填埋廠已基本飽和，垃圾處理基本靠外運為主。

    和很多項目一樣，隨之而來的是“鄰避運動”。一些群眾上街聚集，抗議垃圾焚燒項目的規劃選址問題。4月21日晚，海鹽縣政府宣布項目已停止。

    海鹽項目不是個例。

   《棱鏡》注意到，今年以來上海青浦、海南萬寧、江西贛州等地的垃圾焚燒項目也引發了“鄰避運動”。

   10多年來，諸多垃圾焚燒項目都因遭遇“鄰避運動”而停建。作為北京市“十一五”規劃的重點建設項目，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在2006年首次遭遇“鄰避運動”。

   六里屯項目計劃投資超過8億元，預計在2007年3月動工。2006年底，周圍居民開始抗議，并揭露出項目的環評、規劃等問題。2007年6月7日，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建議緩建，并全面公開論證過程，擴大征求公眾意見范圍。

   2009年7月，正值建國六十周年大慶前夕，小湯山鎮的居民以各種形式反對建設北京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這成為六里屯項目后，“垃圾焚燒史”上又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接著，“鄰避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各地抗議事件此起彼伏。廣州番禹、廣州李坑、杭州余杭、無錫錫東……

   一切似乎都在悄悄變化——當時遭遇反對的項目都暫緩停建。其實從未改變。五六年后回頭看，多個曾經因抗議被停建的項目又“卷土重來”了，要么原址重建、要么異地新建。

   2015年，北京市環保局批準阿蘇衛循環經濟園項目。周圍居民發現，這其實就是他們6年前成功“阻擊”的阿蘇衛垃圾焚燒廠，而且規模還從原先1200噸/日擴建為3000噸/日，于是又掀起了
新的一輪“鄰避運動”。

   而早在2011年，北京市宣布六里屯項目將移址到蘇家坨地區。但伴隨著這個新址而來的，也是新一輪的爭議與質疑。

   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的研究員陳立雯一直跟蹤著六里屯項目的進展。在她看來，蘇家坨新址仍然是北京的上風地帶，靠近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處于生態涵養區，政府在選址時并未考慮到環境要素。

   2009年，廣州番禹垃圾焚燒發電廠也曾因抗議被宣布停止。而2年后，該項目易址重啟，更名為廣州市第四資源熱力電廠，遷址到廣州南沙區大崗鎮。

   2014年5月，周圍民眾抗議杭州余杭垃圾發電項目。余杭區政府表態：在沒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況下一定不開工。而據運營方據光大國際的官網介紹，該項目已經于2015開工建設，預計2017年投入運營。

抗議后問題并未得到解決。

   “抗議后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作為環保人士，陳立雯多次和光大國際打交道，但她認為自己并未得到真正的回應。而最近她又忙著去秦皇島，因為當地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也有重啟的跡象”。

   《棱鏡》了解到，北京梁家務、南京天井洼、廣州蘿崗等地項目也都經歷過“抗議——中止——重啟——再抗議”的怪圈。

“垃圾圍城”下的艱難選擇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進入“抗議——中止——重啟——再抗議”的怪圈的背后，是中國各城市面臨“垃圾圍城”的窘境。

   據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官網的一篇文章提到，當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萬，每天產生生活垃圾達到1.84萬噸之多，如果用裝載量為2.5噸的卡車來運輸這些生活垃圾，卡車連成一串，能夠整整排滿三環路一圈。

  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生活垃圾通過衛生填埋方式進行處理，每年要消耗掉500畝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產量增長速度，幾年之后全市現有垃圾填埋場將全部填滿。

   廣州、深圳同樣面臨垃圾圍城的困境。廣東省科協的一項調研顯示，廣州、深圳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超過1.3kg/天，年產生總量分別超過600萬噸和500萬噸。而2002年投產的廣州興豐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預計2017年將填滿。

   “依據廢棄物處理的‘三化’原則，即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垃圾焚燒比填埋、堆肥等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郭云高曾去參觀福建沿海的一個垃圾填埋場，臺風過后，填埋場里的垃圾全部被大水沖出來，一片狼藉。

   而垃圾焚燒廠占地面積小，選址方便；垃圾經焚燒后成為飛灰和殘渣，體積縮小80%~90%，易于進一步處理；而且燃燒產生的熱能還可以轉化為蒸汽用來發電或供熱。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焚燒越來越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睞，并被大力推廣。

   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十二五”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規劃》指出，到2015年，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達到87萬噸/日以上,全國城鎮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

十二五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量增71%，垃圾處理率達到80%以上

   2012年廣州市提出“建設7座焚燒廠，總處理量在1.4萬噸/日”的規劃。地少的深圳則提出，2020年將垃圾焚燒處理率提升到100%。然而，這遭到環保人士的質疑，會不會成為“焚燒大躍進”。

   根據《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三年實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將建設10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然而《棱鏡》了解到，除了魯家山、高家屯項目進展稍顯順利外，其他項目或多或少遭遇過“鄰避運動”而影響建設進度。

環保企業的“跑馬圈地”

   地方政府“焚燒大躍進”伴隨而來的是環保企業的“跑馬圈地”。

   近十年來，在一片抗議聲中，中國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與日俱增，數量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各環保企業也渾身解數的“跑馬圈地”。

   郭云高向《棱鏡》表示，雖然垃圾焚燒發電“收益率低，但持續穩定”，但在中央大力提倡“美麗中國”的政策引導下，各路資本這兩年對環保產業青睞有加。

   5月14日，環保巨頭啟迪桑德（000826.SZ）發布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擬募集資金約95億元，其中6.2億元投入雞西、辛集、蘭陵等三個垃圾發電項目。其財報顯示，2015年共有河北巨鹿、四川開縣、山東臨朐等20余項生活垃圾焚燒發電BOT項目全面開工。

   另一家環保巨頭光大國際，截止2015年底共有46個垃圾發電項目，總設計規模為年處理約1378萬噸，年上網電量約為41.5億千瓦時。其中，2015年新取得12個垃圾發電項目，總投資約為38.53億元。

   而為了“跑馬圈地”，行業里掀起了價格戰，垃圾發電項目中標價越來越低。

   2015年5月，山東新泰垃圾焚燒項目的中標價格為48元/噸，8月安徽蚌埠項目中標價格為26.8元/噸，隨后又爆出江蘇高郵垃圾焚燒項目26.5元/噸中標。而業內普遍認為，處理1噸垃圾的費用一般應在65元-80元左右，早些年更是160元/噸。

   中標高郵項目的是泰達股份（000652.SZ）旗下的泰達環保。泰達環保總經理馬劍對《棱鏡》表示，雖然高郵項目中標價較低，但他們是出于公司戰略考慮，可以與周圍項目產生“共生性”。

雙港泰達垃圾焚燒項目

   “在大城市和省會城市要拿項目沒有那么容易了，要關系夠深夠硬，競爭激烈。”泰達股份戰略部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棱鏡》解釋，泰達環保“立足京津冀，輻射全中國”，目前大城市的垃圾焚燒項目基本已經被“爭奪完畢”，公司關注的重點是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大型地級市和縣級城市。

   據郭云高透露，目前全國已建成220多座垃圾焚燒發電廠，正在立項的有70多座，未來10年將有六七百座的市場空間。

   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收益大致有兩類：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處理費和焚燒垃圾電價收入。其中垃圾處理費各地不一樣，以中標價為準；而垃圾焚燒電價則執行全國統一的每千瓦時0.65元（含稅），每噸生活垃圾折算上網電量為280千瓦時。

   浙江博世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昆柏指出，不同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效率大不相同，導致利潤差異巨大，以處理規模為1000噸/天的項目為例，有的一年利潤高達5000萬元，而有的還虧本。

   動不動就上3000噸、5000噸的項目，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垃圾焚燒發電上走的如此快。

  “技術含量低，效率差，大多靠財政補貼度日。”山西國際能源的一位高管對《棱鏡》表示，垃圾焚燒發電廠要真正市場化就必須提高發電效率。郭云高也認為，未來垃圾焚燒發電的財政補貼還會越來越低，低價中標某種程度上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動不動就上3000噸、5000噸的項目，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在垃圾焚燒發電上走的如此快。”陳立雯指出，在選址、環評、公眾參與等環節都不公開透明的情況下，作為環保人士，她并不支持垃圾焚燒發電大肆發展。

垃圾焚燒發電廠：我們不能缺席審判

   “每年都發生數起‘鄰避運動’，特別是東部地區。”據陳立雯觀察，多數垃圾焚燒項目存在的問題在于，選址之前并未吸收公眾參與，民眾與政府、企業之間缺乏溝通機制。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他指出，引發“鄰避運動”的關鍵原因有：一是部分原有垃圾處理設施標準較低、運營不善、排放超標；二是部分項目選址過程不夠公開、環境評價不夠規范；三是在不少項目建設過程中，缺乏透明公開的項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公平合理的補償機制。

   今年4月，全國70多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負責人齊聚南京，討論如何應對此起彼伏的“鄰避運動”，并喊出：“我們不能缺席審判”。

  作為行業協會的掌門人，郭云高呼吁垃圾焚燒發電企業“自信、坦誠地面對媒體和公眾”，向外界展示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真實情況：

  “垃圾焚燒確實會產生一些二噁英，但我們有辦法將其控制在安全范圍內； 垃圾焚燒確實會產生飛灰，飛灰也確實屬于危險廢棄物，但我們會用固化處理后按規定進行填埋；焚燒也會有煙氣排放，但是煙氣凈化處理技術已經很成熟，塵、硫化物、氮化物等關鍵指標都可以達到并且高于新的排放標準。”

  光大國際成為了先行者，其于5月11日宣布，每日17時將在官網披露所有22個在運營垃圾發電項目前一日的各項在線監測指標。披露內容涵蓋：煙氣在線監測指標的日均值、滲濾液出水指標檢測值、爐渣熱灼減率檢測值，以及環評批覆文件、二惡英檢測結果、飛灰穩定化結果與最終處置途徑、爐渣和飛灰第三方檢測機構。

   “光大的項目要比核定排放值低75%-80%以上，優于歐盟2000的標準。”光大國際副總經理史煥明表示。

  2016年1月1日，我國正式開始實施《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該標準與國際最嚴格的歐盟2000接近。

  一位業內人士對《棱鏡》透露，光大國際的上述舉動“太超前”，很多企業并不樂意。然而在郭云高和泰達環保總經理馬劍看來，目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太分散，有超過100家公司，未來肯定要“行業對標”，大公司將引領行業發展。

  郭云高承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沒有從根本上打消公眾的疑慮，就是因為整個行業普遍缺乏面對媒體和公眾的勇氣，以及時有可以坐實的負面報道，經不起檢驗。

比如，環保組織蕪湖生態中心在2015年年底開展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12月浙江省22座垃圾焚燒廠污染物頻超新標準，3座無在線監測數據，其中一家的煙塵超新標324次，二氧化硫超新標396次，氮氧化物超新標74次。

   消解“鄰避運動”關鍵在于地方政政府應該科學規劃、認真環評，全程公開透明、引進公眾參與，并且給周圍地老百姓適當補償。

   蕪湖生態中心呼吁，強制全國所有已運行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必須通過各省市或企業自行監測平臺進行信息公開，便于公眾監督。

   郭云高將自己這兩年的工作比喻為“拆墻行動”：拆除企業與公眾之間的高墻。邀請媒體走進垃圾焚燒電廠，召開企業負責人座談會，組團歐洲考察，最近他又在考慮做一個APP，在線顯示每一個垃圾焚燒項目的運行數據……

   除了號召企業規范運營、達標排放、公開開放外，郭云高及張益都指出，消解“鄰避運動”關鍵在于地方政政府應該科學規劃、認真環評，全程公開透明、引進公眾參與，并且給周圍地老百姓適當補償。

   “政府、企業、公眾都在不同的頻道上，自說自話。”環保人士陳立雯也認為，應該建立三方的博弈渠道，讓公眾參與到垃圾焚燒項目的選址、環評、建設、運營、監督等各個環節。
“垃圾焚燒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郭云高最后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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