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先生的文章認為，中國歷代變法，只有商鞅和鄧小平成功了。

    這話大致不錯。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典型的改革成功案例，一是秦朝的封建制改革，二是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

   這兩個改革把如兩把刀，把中國歷史切分成三段：一是戰國之前的貴族井田階段，二是從秦到清和封建階段，封建經濟、意識形態從成型、發展到潰敗的階段，三是從1978年以后的市場化階段，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和平階段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從輕商到重要的階段，我們現在仍處于市場化改革這一階段的深化過程中。在此，我沒有把氏族社會計算在內。

   商鞅的土地改革如此重要，奠定了中國數千年的土地制度基礎，開阡陌，廢井田，制轅田，允許土地私有及買賣，這一土地制度到1949年之后才被全面廢除。我們可以批判商鞅愚民、殘酷，但沒有商鞅就沒有后世2000多年的制度。有意思的是，1978年的市場化改革也以土地改革開始，聯田承包責任制跟商鞅改革有相似之處。

   相隔2300多年的兩場改革，土地都是重要抓手，之所以還有本質不同，關鍵在于商鞅改革輕商抑制人的能力，把人當作產糧、打仗的機器。而從小崗村開始的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和平年代，把市場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

   并不奇怪，由于1978年改革取得極大的成功，2006年1月1日就取消了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原因不能理解，社會架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統治基礎不再是農民，政府其他稅收足以彌補農業稅的不足。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

   王安石、張居正的變法不可能取得成功，時代不允許，他們都是封建社會中的難得的能吏，卻不可能脫離時代存在。雖然宋朝是中國難得的商業繁盛的時代，但經濟基礎仍在農村，強敵環伺，缺乏商業文明條件。王安石的改革完全依賴于官員的能力與道德潔癖，否則任何一項朝廷介入經濟的改革，都會異化為官員貪腐的借口。這也是王安石在地方上變法能夠收效，而推廣到全國卻成為一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沒有制度能夠保障所有官員都是王安石這樣有道德潔癖的人。

   張居正改革同樣如此，明朝中后期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鏈條中的重要一環，長三角成為重要的絲綢棉布出口地，但稅收架構、政府架構，決定了明朝仍然是個傳統的農業社會。明朝初年開始就海禁，政府從來沒有把商業當作經濟的重要部分。張居正的土地改革不可能改變經濟基礎，更無法扭轉愛打官員屁股的明朝文化，土地、貪腐等一系列問題從未消失。張居正一死，所有改革舉措打了水漂，這比王安石好一點，王安石在世改革已被廢止。

   從秦到清，無論經濟還是政治，中國不可能出現類似于1978年的改革。晚清重商重科技，但戰爭與貧困，使得最終東亞最大的城市也淹沒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商業被摧毀。

   說得殘酷一點，中國封建時代的盛世都出現在朝代更替、大規模的殺戮之后，這些盛世本質上是相同的，靠戰爭消滅了大部分人口，解決土地兼并難題，朝代之初輕徭薄賦、腐敗相對不嚴重，以人口增長、小農溫飽為特征的盛世誕生的概率就比較高。

    現在，中國處于什么樣的改革時期？

    從1978年市場化改革以來，近兩年中國進入了法治市場階段，市場化必須向另一個方向轉變。

    我們不得不轉，優勢資源消耗殆盡，自然人文環境惡化，投資回報率下降到臨界點。根據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調整價格之后的稅后投資回報率，2012年中國已經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該數據從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續下降。在2000~2008年還曾穩定在8%~10%，但金融危機之后投資回報率水平大幅下降。而全要素生產率（TFP），從1979到2007年年均增長率在3.72%，而2008~2012則下降到2.21%。從投資回報率看，2008年是個轉折點。

    制度折價將成為最大的折價，貪腐橫生，失去信心的人把資產轉移到其他國家。沒有法治信用，原本為實體服務的證券市場變成暴發戶的樂園，生產越多的產品價值越低，對社會危害越大。
按照原有的市場模式繼續前行，考慮到人口、自然資源、工業化階段，中國現在不向法治市場改革，將比南美更加糟糕。

    目前中國是市場法治階段的初期，并購重組真正去產能的行業，新一代有能力的創業家，貨幣購買力下行能夠提價的稀缺消費品。